王力坚，原籍广西博白，现为新加坡籍。有多年知青经历。1979年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获学士与硕士学位。1990年就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逾10年。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图：王力坚教授在厦门大学讲述知青文学。
原题
作者：王立坚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导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最高指示”，历来都是得到正面理解与阐释的，在“文革”时期，更是被视为伟大领袖给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出的进军号令。然而，正是在这个“最高指示”中，却显示毛泽东的一个清醒认识：知青家长与农村干群是有抵触情绪的。“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这番话正显见知青家长对于送子女下乡是不情愿的，需要“说服”。所谓“动员”，既是动员知青，也是动员家长。“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刊登了知青家长的文章，讲述自己如何主动积极动员、鼓励、支持子女上山下乡，尽管也有的家长有思想抵触，但总是通过学习转变思想，然后又如何支持子女上山下乡。这些文章虽然出自知青家长之手，不可否认有真心实意者，但也不能排除有基于各种原因的“口是心非”者。然而，时至今日，当往日的知青纷纷撰文诉说当年之际，知青家长们却沉默了。知青家长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们只能从其他管道进行了解。动员家长把子女送到乡下去
陈文《知青家长视角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文革”史料中整理出知青家长的抵触情绪有三：第一，担心子女年龄小，自理能力差，不能适应农村的艰苦环境；第二，担心今后家庭生产生活出现困难；第三，担心子女今后的前途和发展受影响。并通过文革报刊杂志的文章转述了这些家长的忧虑。在文章中，这些家长都在经过“学习提高”后，抛去忧虑转而积极支持子女上山下乡。这些现象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所转述的家长忧虑也是有真实性的，但其“转变”的姿态显然是迎合当时官方主流意识主导下的舆论氛围。脱离这个舆论氛围会有怎样的表现？由于缺乏家长自述（自撰）数据，惟能通过旁人的转述：我们寄住在部队家属院里，当院就有一家的男孩被送下乡了。这家姓唐，父亲已经病逝，老大正赶上下乡。那时我们跟他妹妹翠玲玩的挺好，知道他哥哥下乡的事情。家里沉闷了好多天，部队的干事来了好多次，大概是来做思想工作，一个寡母，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已是十分拮据，我记得我们出去玩叫翠玲时，她总拿一个花绷子在绣花，这是邻居帮她家找的加工活，绣的是一朵牵牛花，她一天只能绣一朵，合格交活后一朵一角钱。她告诉我，之所以让哥哥下乡，是家里考虑她马上初中要毕业了，想把女孩子留在城里，她做点零活还能帮家里。她说：哥哥下乡，妈妈哭了好几次，部队领导来做工作，也是考虑谁不下对家里有利。那一天，大家一起送她哥哥出门，说了很多祝福的话。她哥哥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表情很沉重，她妈妈哭了，没出门，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张迎潮《难忘的知青经历2——别无选择》）
由上所述可知，不仅下乡青年需要动员，家长也是需要动员的。下乡，是无可奈何且别无选择的去向。这种情形下的气氛与情绪是压抑的，消沉的，苦闷的，全然没有当时报刊杂志报导那种欢欣鼓舞热烈响应的场面。一位老记者在回忆1969年秋，在沈阳随车送知青下乡途中，与随行家长的对谈，透露了当时知青家长的种种忧虑：火车开动以后，车站上虽然是一片锣鼓声欢送声，可是车厢里却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啜泣声。看到这种情景，我忍不住向坐在对面的一位家长说：“这些学生毕竟年龄还小啊，没出过远门。”这位家长也叹口气说：“是啊，谁的孩子，谁不牵挂啊！”过了一会儿，这位像干部模样的人忽然问我：“这年头，你们当记者的还能不能说点真话？”我说：“当然要说真话，写真实报导，反映真实情况，这是我们新闻记者的职责嘛！”沉默了一会儿，这位家长用不大的声音对我说：“像今天这样的活动，你们回去一定会在报纸上用大字标题宣传什么一个班的中学毕业生为了到农村扎根干革命，坚决自愿要求去南大荒什么的……”我说：“是呀，我们当然要这样报导了！”他说：“可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难道这些还未成年的孩子真是发自内心愿去南大荒吗？”他指了指坐在身边的十六七岁、长得又瘦又小的姑娘说：“这是我的二女儿。说实话，她所以申请和班里的同学一道集体去盘锦，是因为我的大女儿去年到铁岭分散插队受到迫害！”说到这里，这位年近50的汉子，竟眼圈发红了。他极力控制自己的难过和激动，略停了停，又告诉我：“她到生产队的那天晚上，生产队长将她的行李搬到自己家，竟安排同他的20多岁的哑巴儿子睡在一个炕上。我女儿没办法，把行李硬是搬出来。可是当时找谁谁都不管，后来竟躲在牛圈里坐到天亮！”这位家长忍不住热泪盈眶……（阎树海《沉重的实话实说——六十年代一次难忘的采访》）
在这一段回忆文字中，揭露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黑暗面，反映了文革中知青家长在文化专制高压下所抑制不住的真实心情，印证了前面所述知青家长的担忧。这里还凸显了女知青尤为令家长放不下心，老知青在讨论文革中知青家长的态度时也指出：“作为知青家长，全部是跟着形势走。家里男孩子插队还好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插队走了，家长很担心。”（行云骑士《知青、知青家长对待知青上山下乡的态度如何呢？》）欢送场面背后另有故事
至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知青家长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文章，只能是从知青弟妹的回忆文章，侧面了解到知青家长的态度与表现。知青弟妹对兄姐下乡的反映，多为情感上的不舍：“我六岁时，哥哥要下乡，我一直不高兴，一直在哭”（北斗星《哥哥下乡》）；“哥哥下乡前一天晚上，我舍不得哥哥，自己偷偷躲在房间哭了很久”（欣文《我的哥哥》）；“在姐姐走后，妈妈表现得很坚强；倒是我自己，夜里睡觉时，想姐姐偷偷哭过几回……我和哥哥的朋友送他们（引者按：指作者的两位哥哥）到车站。这次，我再也装不出没事人的样子，哭了，哭得很惨”（史迷《上山下乡热浪中的哥哥姐姐》）。知青家长的反应除了情感的不舍，还更着重于现实物质方面的忧虑：“哥哥刚下乡那阵，母亲很惦记他，一次，母亲托人给哥哥捎去9块钱，当时正是买秋菜季节，哥哥知道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父母上有老下有小的，他舍不得花这个钱，硬是让那人把钱给母亲带了回来。一次，哥哥到外地开会，把得到的补助费6块钱托人给家里捎了回来，母亲为这事难过了好几天。”（欣文《我的哥哥》）倘若家里有多位小孩要下乡，家长的内心纠结就更为激烈：“我们姐弟3人还要必须下乡2个，当时我的身体很不好，根本不可能承受北方农村的生活，怎么办呢？妈妈愁得一夜真的白了头！”（心悦《家族传奇之25：上山下乡》）在“粤海农垦（兵团）知青网站”，笔者看到一个很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个案：一位知青的父亲在1969年写给儿子的家书以及在1979年写给上级组织申请儿子回城的报告（均有原信函扫描影印件）。在1969年的家书中，这位知青家长试图用升高中继续学业来改变儿子赴海南岛插队的想法，还不惜借用“政治正确”的说辞告诫儿子：“……我这个心放不下来。孩子，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很复杂啊！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提高警惕。你呢，我看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好吧，没问题，过去没想到，现在应该想到。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工人的子弟，是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青年，我相信你会想到的。讲了这么多了，还是一句话，好好考虑这次你对待升学和去海南岛的问题。”这封家书的语言政治色彩浓烈，与其说这是那个时代的习惯用语和表述方式，不如说是这位家长刻意采用的“政治保护色”。褪去这层“政治保护色”，不难看出这位知青家长担忧儿子，竭力保护儿子的良苦用心。这位家长的忧虑并非庸人自扰、杞人忧天，他的儿子下乡长达十年之久而上调无门，直到1979年，这位家长不得不上书要求“调回我二个在乡的儿子，使我家的实际困难得以解决”。文革时期最具权威性，也最能直接且真实反映知青家长心声的文字记录，就是众所周知的李庆霖1972年12月20日写给毛泽东的信。老年的李庆霖
尽管这封信及其作者后来被政治操弄，但李庆霖的信确实颇为真实地反映了知青在农村的种种困难：“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以及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弊端：“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反映出身为无权无势的家长对子女处境及前景的忧虑，完全可跟前面提及的知青家长的诸般忧虑心境互为发明。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1973年4月25日给李庆霖覆信中所说的“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可呼应前述“最高指示”对知青家长及农村干群抵触情绪的判断，显见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及其形势估计并非那么乐观。由此，还或许可进一步推断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初动机是政治性的宏大战略，抑或经济性的权宜之计。前引毛泽东“最高指示”中的“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语，透露了“各地农村的同志不欢迎他们去”的实情。不欢迎的理由，早在各种相关文章多有阐述。如有论者认为，知青下乡，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把城市的困难转嫁给农村，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引起农民不满。美国学者在1974年发表的文章便已指出：“老农们，特别是那些以农为主地区的农民不欢迎这些来瓜分本已不多的土地、来分享他们的收获。多几张嘴意味他们要少吃些，多几个新家庭意味他们孩子希望的减小。”（米里亚姆·伦敦、伊凡·伦敦著，徐有威译《中国垮掉的一代：1968年以来红卫兵的命运》）法国学者潘鸣啸出版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也认为：“农民们并不自觉自愿接待知青，首先是因为不需要他们。在知青下放的大多数村子里，人口已经过剩了。……在这种情形下，再来一群毫无经验的城市青年，那对农民来说就是沉重的负担。”知青自己更是很清楚：“这里农民并不愿意我们来。我们下来粮食没多收，抢了人家的工分口粮，还给人家添了很多麻烦。”（印红标《当今延安地区北京知青的处境》）“农村为知青提供了口粮，但是农村完全不需要这些仅是多余劳动力的知青！知青只是在生产队的碗里增添了一双筷子。……当时的农村已经只能勉强养活农民，这个不仅仅是深入农村的行政权力对于农业生产的粗暴干预，而是土地的产出有限，当时的生产力只能如此。”（更的的《上山下乡运动ABC》）至于“农村的同志”，当可包括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干部及一般农民，如网名为“网中人”的老知青在1969年5月15日的下乡日记中，记录了生产队队长与农民不满知青出勤率差；而笔者的回忆文章《村里人速写》也提到生产队队长与农民在分口粮的问题上与知青闹矛盾。然而，在话语权的掌握与运用上，能够这方面发声并留下文字记录的基本上只是基层干部了。这些干部大体上为两类。一类是大队与公社干部，他们既是当地乡村具体事务的实际管理者，又在不同层次上兼顾负责安排照料知青的工作与生活。一位当年的公社书记撰文记述，由于农村工副业生产门路很窄，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土里刨食，因此僧多粥少。于是一位大队党支记以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富余为由，要求把一部分知青转到其他大队。而这位公社书记则以“安置知青是县知青办直接分配任务，公社无权更动”搪塞过去（王守恩，员玉峰《“鸟飞巢空”奔前程，“幸存档案”立一功———我与知青档案的一段情与缘》）。这个事例说明，僧多粥少是农村的真实困难，而公社干部尽管了解这个事实，职责在身，只能以国家政策，政治任务来搪塞。上述“网中人”1969年5月15日的下乡日记还记录了，当天上午，帮下乡所在地的云庄大队干部誊写一呈给县军管小组有关上海知识青年在再教育中所产生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罗列了下乡知青的十个问题：一，殴打贫下中农；二，拦截拖拉机，殴打驾驶员；三，持刀行凶打群架；四，调戏妇女，企图强奸；五，乱谈恋爱，骗取财物；六，小偷小摸，一度成风；七，不分男女，同住一房；八，劳动不出勤，也要记工分；九，生活散漫，不受组织纪律约束；十，随便指责，对农村干部不够尊重。这个调查报告的指责，不可谓不严重。按照“网中人”多年后的分析：“那十个问题涉及了云庄大队所辖四个自然村中的三个村里的五个知青班的四个，具体人物有十来个，占当时全大队61名知青的五分之一。从我在日记中记下的内容来看，不乏实有其人、确有其事的，也有吹毛求疵、捕风捉影的，幸好没有骇人听闻、无限上纲的。”然而，“那份报告对云庄大队知青后来近十年的人生经历似乎没有什么影响”。看来，如此严重指责、无限上纲的调查报告，回馈落实到现实还是打了很大折扣的。这或许是报告本身就是多为吹毛求疵、捕风捉影，也或许是由于各方部门对知青的谅解与保护。上面两个例子，基本囿于历史情境的记述，没有对有关事件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当年的乡村基层干部张吉安给老知青的信，则从反思历史出发，对当年知青与农村干群矛盾进行了较有深度的思考。张吉安在文革期间，是分管知青的农村干部。他对知青的处境颇为清楚：“当年，你们插队受得（的）苦，谁见谁心酸，但无可奈何。吃的顿顿是大饼子，细粮、大米一粒没有，白面也很少。”若站在农民的立场，便是不那么欢迎知青：“虎头知青多，生产队招架不住，最后，县里决定，调出一部份，我做动员工作，每天和你们在一起唠家常，我好说笑话，动员知青们离开虎头时，谁也不愿意。”多年以后，他认真且深刻地反思了：“‘知青下乡’是国家领导人不成功策略的典范。之后，此举不说好，也不说坏，这就说明不是成功的经验。当年，我分管知青工作，上山下乡的目的：一是防修反修的需要；二是防止城市人口的爆炸。你们返城这么多年，有的把下一代也带进城了，城市人口不但没有爆炸，反而经济大发展，社会又有了巨大的进步，国家处于发展高峰期。不但未反修，反而和俄罗斯搞得火热，今年，又是俄罗斯的中国年。当年尘封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步被揭开。但受苦的是你们；一是误了上大学，二是误了找工作，三是耽误了找对象。这是我长期思考所得。”（相宜《张区长的信》）张吉安将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定为“一是防修反修的需要，二是防止城市人口的爆炸”，恰好对应了前文所称“运动的原初动机是政治性的宏大战略，抑或经济性的权宜之计”；他总结上山下乡对知青的“三误”，简朴率直，也确实是大多知青所遭遇的现实困境。或许有关问题还值得进一步商榷探讨，但也应承认这些论断是乡村基层干部张吉安长期认真反思的结果。在农村，跟知青关系密切的还有另一类特殊的干部——带队干部。严格来说，带队干部不属于农村当地干部，而是原本就在城镇机关任职，随着知青一起下乡，在公社兼任革委会委员或党委委员，甚至可兼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或党委副书记。带队干部的制度，是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之后，尤其是1974年推广“株洲经验”后实施的，作为调整、落实知青政策的配套措施。一般上，每个安置有知青的大队配备一位带队干部，任期一至二年。其专责就是管理知青，跟随知青一起生活劳动，由此也就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及见证人。用当事人的话说就是：“当了一年知青带队干部，从一个侧面触及了那场运动（引者按：即上山下乡运动），走近了知青。”（姚锡伦《知青“扎根者”》）
带队干部（左2）与知青
在现实中，带队干部起着知青领导者兼监护人的作用。因此，带队干部处理事务更多站在知青立场，更为维护知青利益。如当年的带队干部余谟清在《我的“带队干部”岁月》中记述，为了解决下乡知青有饭少菜或无菜下饭，文化生活等于零，劳动强度大且无休息日等三个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三项活动：“一是选择知青种菜较好的点，召开‘种菜现场会’、‘学习毛选现场会’；二是利用‘五一’、‘五四’等节日开展篮球比赛；三是开展文艺会演。”其用意就是利用开会与汇演，既管膳食又记工分的“好处”，可以使知青既改善了物质生活又丰富了文化生活，为知青争取到极大的利益，因而该带队干部备受知青青睐。来自某市刑警队的带队干部赵子勤更是跟知青打成一片：“他和我们一起收麦，黑脊梁被晒掉一层皮。他一收工，就干起我们最害怕的家务活，从几丈深的水井中用辘轳将水摇上来，再从村东头挑到村西头的知青点。他微薄的工资一半要用来买烟。他习惯抽一支烟就把烟盒放在桌上。于是，我们一拥而上，肆意瓜分。他在昏暗的油灯下，看我写日记。一笔一画地教我‘硬笔书法’。”他甚至给知青传授青春期生理知识：“男子精满则溢；女孩到年龄就要思春。要我们正确对待爱、情、性。”（佚名《带队干部》）然而，带队干部既有职责所在，又终日与知青相处，便不免容易跟知青产生摩擦与矛盾。如张品成的《带队干部》与王奎山的《带队的老魏》都反映了因生活摩擦所导致知青对带队干部所玩弄的恶作剧。尽管如此，多年之后知青与带队干部之间仍存留着一段难以磨灭的情谊。与前面介绍的农家子女及乡村学生相比，知青家长、农村干部及带队干部显然是更具生活历练与智慧的长者，他们的关注点都颇具现实性。虚幻的政治口号与严酷的农村现实形成的矛盾对立，致使夹杂在其间的知青家长、农村干部及带队干部，往往纠结于人情与政策的矛盾心态。相比较而言，知青家长（及其家人）的反映更突显在亲情的关爱与担忧，以及面对国家政策与政治压力的无奈与不满。而农村干部及带队干部虽然在政治话语体系上，大都小心翼翼未越雷池，但现实生活中，感情的天平还是有意无意倾斜于知青。自上世纪初开始酝酿，1958年落实的以户籍制度为标识，以城乡分治为格局的国家政策构建，形成中共建政后长期城乡不平衡发展的势态，也固化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二元对立关系。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及文化大格局下展开的，于是就先验地带有城乡二元对立关系的深刻烙印，尽管消除“三大差别”是此运动的冠冕旗号之一。政治性的操作——防修反修、接受再教育等——预设了农民与知青虚幻的政治高下地位；而政策性的操作——户籍随下乡与上调迁移等——强化了知青与农民固有的文化优劣心态。因此，城市与乡村、知青与农民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事实上是被进一步扩大了。知青对乡村的不适应及抗拒，农民对知青的不欢迎及抵触，乃至日常生活中种种矛盾纷扰，莫不是二元对立关系的具体呈现。然而，在现实的共同劳动与生活当中，以及乡村淳朴传统风土民情的熏陶下，知青无疑也有机会获得对农村与农民较切身的了解，并与农民及农村结下了颇为和谐且深挚的关系，相互之间关心帮助的实例不胜枚举。知青文学及大量网络回忆文章中此类表现并不少见，都反映了知青跟农民、乡村之间尽管有城乡文化差别，但仍然不同程度体现感情融洽真挚的关系。本文所述各方对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映也印证了这一点。换言之，城乡分治固然会导致文化形态的二元对立，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绝然导向二元对立，而是会出现二元差别却也协调乃至和谐的情形。了解到这些情形，应是十分有助于我们对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有更为全面充分的认识。应该强调的是，本文所述各方对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映，不仅是史料的补充与丰富，更是观念、立场、思考、认知、叙述的多元并置。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完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的建构，正如一位老知青所说的：“上山下乡史并不等于知青史，如果单单由当年的知青‘说史’、或者只限于叙说知青的历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网中人《有位当年分管知青的农村干部如是说》）从本文探讨的几个方面来看，农家子女的表现最为积极，不仅发言多，且多为自己撰文。这种情形，应是这些农家子女大多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目前的生活环境也较为适意。最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成就，几乎无一例外是受到当年知青所代表的城市文化熏陶，尤其是亲身受到知青老师的教育培养。他们在这方面所受的积极性影响应大于消极性影响（如知青的不良习气）。知青与农民之间最大的利益冲突如口粮工分等物质因素，跟这些农家子女没有直接关系。城乡二元对立关系的不平等也曾使他们受到伤害，但他们大多能将伤害转化为奋发向上的推动力，从而取得改变命运的转机与契机。相比之下，跟当年知青同龄或稍大年龄的农民，应该是农村里跟知青接触最多也了解最深的人，但今天大多沉默，究其原因，除了文化水平与表达能力较低，是否他们在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中所受到害大于益，或者时过境迁多说无益？当年的农村干部及带队干部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与表达能力，但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问题上发言并不多。主要原因之一，应是他们处在知青与农民之间，知青与国家之间，这么一个难堪的位置。他们了解知青的难处，也更了解农民与农村的难处；他们要维护知青的利益，又更得执行国家的政策。当知青、农民、国家三者之间产生矛盾冲突时，他们往往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处境。在政策大转变时代大改变的今日，要他们对当年的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发言表态，或许有其难言之隐。但他们恰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连接上下各方的关键一群，他们的缺席，使人们（尤其是研究者）对上山下乡运动难有完整通透的了解。知青家人，尤其是家长的反映是最令笔者困惑的。相比较而言，知青家长不少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与表达能力，他们跟知青的关系最为直接且密切，跟知青也应该最有共同语言。在文革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时期，知青家长的发言（见诸报刊杂志）是十分踊跃热烈甚至高调的，但如今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沉默。不知是否因中共建政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意识形态教育垄断一切的历史背景（阴影），致使知青这代人的父母在子女教育与沟通方面有诸多难以坦然、言不由衷的心理障碍？前文所引述的知青父亲给儿子家书的例子或许可窥见个中端倪。无论如何，时至今日，是否可卸下心防坦陈：当年目送子女远行下乡的背影，他们心中是何感慨？长久没有下乡子女的消息，他们心中如何挂念？得悉子女在远方受苦，他们心中是否煎熬？他们如何到乡村探望子女，目睹子女在乡村的生活劳作情形，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如此等等，都应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内容。知青运动：仍有众多的沉默缺席者
由上可见，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关的各方人员中，沉默缺席者尚多，这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的明显缺憾。当前，社会及学术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不一，其原因或是多方面的，而历史数据的呈现不完整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就是前文所强调的，历史的评价须立足于历史的呈现。众多当年运动的参与者及见证人如今沉默缺席，要建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的完整原貌，何其之难！因此，动员沉默缺席者参与讨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不容规避的当务之急。沉默缺席者固然自有其主观原因，除了积极沟通了解外，当有如下几个可以努力争取的途径：其一，通过征文的形式，有针对性地鼓励，征求各方撰写有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及议论文章。这个形式，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村干部与群众、带队干部、知青家长等应是有效的。其二，召开各种座谈会，让各方人士，尤其是年纪偏高，文字表达能力有限者能畅所欲言。有的人不一定会写，或者平时不一定想说，但在座谈会场合气氛的感染，与会者发言互动之下，或许也会有所反应。如前面介绍到的农村干部张吉安在给知青的信中便说：“如果召开座谈会，我有许多话要说。”其三，口述调查，尤其是对年龄较大的农民进行抢救性的口述调查。有关知青的口述调查工作，早就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实施，海內外不少知青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学者如梁丽芳、潘鸣啸、刘小萌等都进行过口述调查工作，并取得很大的成效，以知青口述调查为基础的著述层出不穷；然而，有关农民的口述调查似乎至今还未能得到应有的正视与重视。当年的知青，至今已基本上是在五十五岁以上，当年与知青交往较为密切的农民，年龄大的也已有七八十岁，甚至更高龄。因此，对他们的口述调查刻不容缓。这三个措施的执行者最好是“外人”，也就是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关的“局外人”，如中青年学者及学生（研究生与大学生）。尤其是后二项措施的执行，只有面对“外人”，才有可能做到畅所欲言；只有畅所欲言，才有可能形成众声喧哗；只有众声喧哗，才有可能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得以完整反映。中国历史上就有隔代修史的传统。其理由大概就是获得时间的沉淀与空间的疏离，从而争取更大可能的思考、视野、客观、公允。基于此，我对当代史的论著，总是心存疑虑的。所谓当局者迷、感情用事、主观偏执、选择性记忆（失忆），往往是防不胜防的陷阱。然而，当事人从不同角度、立场留下的各种文字，却又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数据。这，或许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
云南瑞丽的知青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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